评分9.0《无缘社会》:那些“孤独老死的人”曾有我们一样的人生
发布时间:2020-03-30 08:29

电影《小偷家族》讲述了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了一个比亲人更亲的“家庭”的故事。”一家人的身份分别是孤寡老人、杀人犯、离家出走的女儿、被遗弃的孩子等等。

影片中,爸爸这个角色,从事的是一份建筑业体力劳动的工作,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固定员工,只是临时工。

当妈妈的,是在洗衣工厂当女工,这份工作同样不是稳定的、长期的工作。老板只需要按时薪结算,而不用负担她的社保。

他们是社会最边缘、最底层,自己发不了声的一群人,电影用极端的角度展现他们的生活状态。

借此质问日本社会,所谓的“家庭”,比没有血缘、身份不同,甚至连相处的时间也不长组建的“关联”更亲密吗?

2010年,随着记者对老年人下落不明的事件深度调查后,发现日本出现了一个新行业——特殊清扫业。它们的业务内容是受托于政府,专门替代家属整理遗物。截止2010年,增加到了三十几家。他们把死者去世的住处称为“工地”,那里通常有过了好几个星期才被发现的遗体。

这些人在日本NHK电视台资深记者访谈合集——《无缘社会》这本书中,被称为“无缘死者”。

记者们通过对全国市镇村的“身份不明的自杀者”、“路毙”之类的“无缘死”的调查发现,一年有高达三万二千多例“无缘死者”。

他们有亲属甚至不愿意认领遗体。被通知到的都说自己是远亲,拒领理由也是“我跟死者只在婚礼上打过照面”,或者“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过面了”这样的冷漠。

特殊清扫的工作人员,尽管被要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平和心态工作,但遇到这种情况,心里也是会愤愤不平。

他们明显感觉到最近有一种倾向,以前的那种骨肉情好像越来越淡薄了,越来越不起作用了。

明明有血脉相承的家人或亲戚,却落得“无缘死”的下场。让记者们觉得,在“家庭”这一社会的最小单位的层面上,或许发生了某种反常事态。

寺庙里汇总了各种寄送骨灰者的五花八门的理由,最奇葩的是“本人因为已经结婚,不能认领双亲的骨灰”。一些人为了死后能得到安葬,不得不在生前与一些“经营性机构”签订合同,支付一定的报酬,约定死后能将他们的骨灰寄送到寺庙。

虽然是无奈的做法,但这对于在城市里孤独死去又无人认领,倒也是“无缘死者”体面的安葬了。没有签订合同的人,更多的则成了一具有编号的医学捐献遗体。

这些被抛弃的人当初也曾有过像样的一生,或许也曾有过孩子,或许也曾把孩子培养成人,或许自己出生时也曾让爹妈喜出望外。

他们都有各自走过正常的人生,为什么最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他孑然度日,悄然逝去的身影。

在现代社会里,一家人各奔东西、择所而栖,与父母兄弟分开生活,已经成为日本人的生活常态。

单独居住时,虽然住在一幢公寓里十几年,和邻居们却不常走动,有的则根本没有往来。与邻居的“关联”可谓“点滴”关系。

因为低收入的人们,无法获得正式长久的工作,只能干一些兼职。工作的流动性决定了和同事间的关系。

不少人列举了“孩子家里房间小”、“孩子家经济很拮据”的具体难处,但大都又认为,即便没有这些难处,跟有了自己家庭的儿女共同生活,双方肯定会感到精神疲惫。所以必须长期保持健康,靠自己活下去。这样的举动里,有他们无可奈何的善意,也有他们对抗孤独、不安的最大努力。

单身的人越来越多,除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到了某个年龄必须结婚的观念正在弱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收入不稳定,存在失业或生病时转眼陷入贫困的危险。一些人,特别是男同胞,想结婚也结不了。

一位叫水野君的人,是四五十岁的未婚独居男子。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根本找不到工作”,即便是他通过职业训练学校拿到新的资格证,仍然屡次拿不到劳务合同。“那里挤满了失业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水野君有时候也会想到“大概会在人家发现之前就咽气”感到伤心,但是“如果结婚生孩子的话,就得让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可这样一来,大到教育费小到圣诞礼物,什么都得花钱。”

因为经常换工作,收入不稳定,再加上正好碰上泡沫经济崩溃的当口,“既然结婚,就要保住自己的家庭,但是不可能保得住啊”。

他在某次胃痉挛发作时,作了一个决定,就是开始整天不上门锁,睡觉也不例外,只把门链挂上。这样一来,即使自己倒下,大概还是方便有人把自己救出去。从治安的角度来说,也许这是一种危险的方法。

与别人失去关联,就像是一种活着的孤独死。没有一个人关心你,你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这样的话,不管活着还是死了,不都是一样的吗?这与自己这个人已经消失了不是没什么不同吗?所以我觉得,确认与别人有没有关联,就是在确认自己是否存在。”

家庭、社区和单位,是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基本关系。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三种关系,而且三种关系都处理得不错,一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社会人。

NHK特别节目《无缘社会——三万二千人“无缘死”的震撼》播放刚结束,网上就相继出现了很多年轻群体的留言:

这样的呼声,让《无缘社会》的记者们走向了探求从“无缘社会”走向“结缘社会”新的关联,对一些“失去关联后选择死亡的人们”进行了追踪采访。

他们从一个非营利组织援救站那里了解到,这些被救的企图自杀的人们,过起毕业旅行式的集体生活后,人们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在看到这些笑脸的瞬间,我们甚至忽然忘记了这些人都有过悲惨的人生,以致曾经想过要去自杀。

在这个瞬间,“早上好”的招呼声此起彼伏,一个人说了声“我吃啦”,大家会一起回应“我们吃吧”。或许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不足为怪的微小“关联”,在支撑着人们的笑脸。让人联想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