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丽华:现代社会治理要提升法治化内核
发布时间:2020-05-02 12:20

前不久,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这些举措反映了新冠肺炎疫情等社会问题折射出的现代社会治理对法治的迫切需求,是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的制度回应。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法治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化是社会治理能力的内核。要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必须着力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全方位推动。唯有恪守法治理念,将其贯穿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依照法律法规对社会治理的各项活动进行科学部署和规范行动,才能为社会治理取得良好成效提供刚性保障。

法治的基本内涵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社会治理是为了追求公共理想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通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以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追求人的利益保护,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处于社会中的人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护,让所有的人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追求秩序价值,即通过多元主体共建共治模式,追求有利于社会各主体公平有序动态发展的社会公共秩序。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至少包含以下几项内容: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宪法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性,是一切社会主体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具有有效的国家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并良性循环;司法公正制度得到有效保障;个体的权利得到尊重、保障和实现。从法治的这些基本内容可知,法治所体现的精神,与现代社会治理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价值理念相吻合。

法治为人的利益保护提供规则和刚性保障。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法律至上”“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的法治精神,为人的发展提供制度规则和刚性保障。一方面,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了各社会主体享有的实体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不得侵犯自然人和社会组织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法规在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至上权威性,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提供制度保障。法治化的社会治理坚持依法而治,能够依托法律规范的刚性约束力来保障人的利益得到客观公正的维护。

法治是社会治理秩序价值的忠实守护者。“与法律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在常态化的社会运行过程中,法治为公权力的行使限定边界,为个体权利的实现提供基本规则,为正常的市场活动提供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所有的社会主体在法治规则既定的模式下,有序地在各自轨道上运行。当社会主体的行为脱离轨道致使社会失序、导致矛盾纠纷时,法律法规提供一系列的纠纷解决机制,让社会回归有序。法治正是通过对规则制度的调节,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现代社会治理追求的秩序价值。在社会出现非常规的紧急状态时,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和超常规的手段才能应对危机,维持秩序。此时,法治以其应对特别状态的社会治理制度规则,为紧急状态的社会治理提供方案。在紧急社会状态下,厉行法治更为必须,有助于社会秩序更加规范高效地回归有序。

法治为社会矛盾化解提供基本方式。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社会的进步,民众诉求日益多元化。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形成了社会多元主体的多利益格局,这也使得社会主体之间矛盾纠纷易现,为社会治理增加了压力。法治为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提供了基本方式,包括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为多元主体多利益格局下的社会主体利益冲突提供了平衡规则和化解方式,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矛盾疏解的窗口。

完善科学的治理制度体系。要加快建立完善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推进重点领域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将社会治理各项活动纳入法治轨道。针对我国目前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短板,要加快推进城市综合治理、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教育、收入分配、特殊群体管理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培育与管理、公共安全、矛盾纠纷预防与处置、紧急状态应对、社会信用体系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立改废释工作,进一步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规范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行为,完善社会治理法律体系。要以整体治理和系统治理的视角,形成更加科学完备、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治理法律制度体系。

保障信息公开透明。社会治理是牵涉多元主体共同行为的系统工程。信息是决策的前提,任何社会主体的决策和行为,都必须以掌握对象信息为基础。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及时、准确和高效传输各类客观信息。社会治理法治化,要保障治理对象、治理过程、治理手段、治理行为等信息的公开透明,强调公众知情权的保障及其有效救济。对治理信息的隐瞒和不及时不全面公开,必须通过法律进行有力规制和责任追究。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可以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所需的政府负责、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协同的多元共治模式效能的提升。

强化法治化的社会治理协同运作模式。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各类社会事件突发多发,社会风险交织叠加并跨域演化,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不断加大,迫切需要构建跨部门、多主体、跨地域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在法治的轨道上强化社会各治理主体的协同运作,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内部机构的协同运作与合作治理,及时修订相关法规规章,进一步厘清新的机构职责关系,形成更加合乎当前社会治理需要的政府内部机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强化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的合法合规性,充分发挥其他组织和公民协同参与的治理积极性和专业资源优势,避免行为的盲动和违规阻碍有效社会治理效能的实现。

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和依法治理能力。通过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清晰政府的权力边界,形成明晰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严格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健全执法规范化机制。执法机构及执法人员应把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理念贯彻到社会治理的每一环节之中,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社会事务进行治理、管理、决策和调控。着力推进专业领域执法人员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和执法水平。

充分发挥司法权的定分止争功能。随着法治社会的推进,以诉讼为主要形式的司法裁判手段,成为越来越多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司法权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彰显其权威性,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司法权的公正尺度,是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高低的标尺。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深化司法绩效评价,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强调司法职权配置的合理化,不断提升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充分发挥和保障司法权在社会纠纷化解中的定分止争功能。